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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徽商在苏州

日期:2013-08-07

文/安达

明清,苏州则是江南经济交往的中心,江南地区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。经济文化的繁荣形成了区域繁荣昌盛的局面,而区城的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孤立的,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经济、文化、贸易、商人等的交流与互动。徽州,虽然是僻处群山环抱之中,但是以其特殊的地理、环境和人文背景,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态。徽商借助宗族势力与新安理学的文化动力,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,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。苏州是徽商界活动的一个主要重镇,苏州与徽州的互动,它渗透到社会生产、大众文化和商品流通等方面,共同造就了江南区域社会的整体繁荣,其影响辐射到内地与沿海不发达的地区和海外地区。说“无徽不成镇”,想当年“徽骆驼”和“绩溪牛”,不禁令人想到苏、徽两地的历史渊源与区位差异。苏州地区作为徽商聚集盘距之地,徽商究竟在那些方面比较突出呢?

一、茶  商

南宋至明代,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,就有“徽商富甲江南”的现象。徽商之富都离不开茶叶,徽州植茶始于南朝,至少在唐代就为全国大帮。862年,歙州司马张途在《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》记载,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,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。明代以后,在苏州以茶肆为中心的茶馆遍及城乡,所谓“吴中无业资生之人开设茶坊,聚八方游手闲谈嬉”、“苏戏园向所未有,间或有之,不过商家会馆藉以宴客,今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,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,男女杂混。”(乾隆《长洲县志》卷11《风俗》)。据《璜泾志稿》记载太仓璜泾镇:“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,茶肆倍之”。这些场所的的出现更为徽商提供了销茶商机。他们以苏州为基地(总庄),在周边城镇设立茶庄(店),进行辐射状经营。绩溪《盘川王氏宗谱》载:嘉庆时,绩溪人王泰邦在长洲县周庄镇就开设过茶叶店。绩溪《上川明经胡氏宗谱》也载:“予曾祖景棠公雅重士类,有知人鉴。道光中,公尝自吴贸茶返。”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据苏州茶叶同行,公会入会登记统计,入会者共46户,其中歙籍占40户。直道民国初年,苏州茶业6大名店,皆歙人所开。民国二十四年,苏州茶叶同业公会16位委员还皆为歙人。徽商经营茶叶,有茶号、茶行、茶庄、茶栈等多种类型。

二、粮  商

徽州多山少田,是缺粮区。徽商最初的商业便是以山区所产之茶、木等交易粮食,以便自给,进而涉足异地间粮市贸易。在明朝,苏州府虽然是产粮的主要地区,但江南地区雨水多,由于连年水利失修,太湖洪水下泄不畅,在江南巡张国维未修水利前,也经常发生洪灾。据《桐下听然》记载:“万历己丑,新安商人自楚贩米至吴。”万历四十八年(1620)苏州粮价大涨,饥民强借徽商之米,遭到官府的弹压,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,差一点酿成大乱。这二件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。那时徽州粮商广泛活跃于苏州市镇的米粮市场,如苏州米粮集散中心枫桥、平望镇,就有许多徽商往来。光绪时,盛泽镇共有米业字号44家,其中徽商汪姓开设的字号就达11家。徽商还在盛泽建造了“徽宁会馆”,有房产、田产、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码头。

三、布  商

康熙年间,苏州布号81家,其中徽商就有30家。徽州汪氏的益美字号行销200多年,名闻天下。徽商的活动直接关系到苏州市镇的兴衰,凡商品经济发达的市镇多为徽商聚集之地。在棉布生产中心南翔、罗店等镇,徽商多占据垄断地位。徽商祁门人张之涣在嘉靖时“始末游吴,筐厥绮纨,通于豫章 … … 赀雄旅辈。”(祁门《张氏统宗世谱》卷3)。嘉万时,休宁人朱世龙“尝持千金,鬻丝吴门”(《新安月潭朱氏族谱》卷22)。明末,休宁人汪社生因贫穷“奔驰吴越肩布卖”,后来“家日隆”(道光《徽州府志》卷12)。又如《外冈志》卷二载:“外冈布,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,遂名钱鸣塘布。”乾隆十三年间,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因遭火而毁坏,致使交通孔道阻塞。当时有8家布商捐资修复,其中就有6家是徽人。最出名的“一文钱”布店,历经200余年依旧昌盛不衰。尤其是有色布的出现,徽商将苏州所产蓝布运销全国。明清时期松江是全国棉织业的中心,当时的松江,许多布商字号都是徽商开的。《新安篁墩程氏世谱》的作者程熙(六世)说:“吾五世祖逸亭公,康熙间从新安休宁山斗来吴,布业起家,居金阊南城下,后因子孙渐增,迁至城中。始迁年代虽有歧异,但亦明确指出,从山斗迁居苏州的程氏是从事布业的徽州商人。其中,有人在乾隆以后因中日贸易而累赀钜万。小说《石点头》卷八《贪婪汗住院买风流》就写道徽州姓汪的富商,在苏杭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,前往川中、荆州去发卖的故事。

四、木 商

徽商虽有木、竹、炭之利,但市场主要在外。乾隆年间,在苏州的徽商木商有94家。《歙县志》记载:嘉庆、道光年间,木商在苏州齐门西江边兴建了“大兴会馆”。同治年间,又在长洲建立了“木业公所”。《婺源县志》记载:道光年间婺源,木商全辑熙独资在苏州“修齐门吊桥、靡非千金”。徽州山区生产杉木,早在南宋时期徽州人就已从事木材贸易了。明清时,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,但由于苏、浙地区经济发展,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了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人便远赴江西、湖广、四川开拓新的资源,扩大木材返运活动。在这种活动中,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。他们还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、做墨、油漆、桐油、造纸、杂货等能外运的大宗商品。

五、盐 商

徽州自古以来便以山区土产换取外地的粮、盐和日用品。其输出的多以茶、木、枣、笋等土特产品。明代,歙商许东井“起家至盐k,庐舍田园,迥异往昔,而声称奕奕著里中矣”(歙县《许氏家谱》第五册)。休宁人汪福光从事贩盐,拥有船只就有千艘。成化年间,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,严重冲击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、陕西商人集团,雄飞于中国商界。明末清初,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之始祖潘景文之父(仲兰)是以海商起家,还是一个往来于苏、杭、淮之间的盐商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,同时还是苏州酱园业的行业领袖。就说在苏州乡下,乾隆《镇洋县志》载:太仓直隶镇洋县“行盐、质铺皆徽人。”

乾隆年间,有的盐商由报效朝廷而成为官商,竟尚奢丽,举凡婚嫁丧葬、堂家饮食、动辄数十万,置备家乐、戏班,蔚然成风。他们除以“急公议叙”、“捐纳”和“读书登第”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,还以重资求得一些地方官乃至京城太监、天子的庇护。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,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,自己也就成为官商。徽商中的盐商,能在扬州、苏州两地为皇帝“接驾”,可想而知,已是富得流油了。

六、典当商

由于苏州地区商品经济发达,对典当融资的需求很大。当时在盐商的支持下,徽人在苏州各行各业中都很活跃,尤其是典当业,几乎为他们所垄断。徽州当拥有雄厚的资本,庞大的经营规模,在苏州首屈一指。

近人南社发起人陈去病说:“盖扬之盛,实徽商开之”,“号称江南之冠的苏州典当, 也是以徽州当为主”。康熙二十年,苏州府常熟县立“永禁扰累典铺碑”,这一呈词是以“附居徽籍商民毕义和、曹恒达、叶显贞、巴恒盛、汪谦吉、孙浩源、罗仁兴、汪宗、吴奇、程隆等”为首的典商上呈的,“吴奇、汪宗、程隆”还司“典头”。 据《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》记载,康熙二十年常熟是徽州出身的当铺数,包括“典头”在内,就有37户。小说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提及苏州当铺直接称之为“徽州当”,苏州的“徽州当”就和当年的“扬州扦脚”一样,成为某一行业中优秀从业者之代称。长篇弹词《描金凤》就刻画了一个苏州市民眼中徽州典当商汪宣的形象。

七、会 馆

  会馆,曾为一方乡亲在异地发挥了不少凝聚乡情和传递商业信息、维护乡帮利益、集会居住等作用。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,有的会馆还聘师教习同乡子弟,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。安徽会馆在苏州较大的主要有二:一在南显子巷18号;一在阊门外辛庄来凤桥堍。

南显子巷的安徽会馆,建于清同治四年至六年(1865-1867)。该处在明代嘉靖年间为归湛初宅园。同治三年,江苏巡抚李鸿章“因就苏城东偏南显子巷伪听王府’’建程忠烈公祠。同治四年,“就忠烈祠旁续买民居基址为会馆”。同治五年扩修后作为安徽同乡宴,此时始名“惠荫园”。‘‘同治六年十月落成,都屋二百数十楹”(《新建安徽会馆记》)。惠荫园成为安徽会馆后花园。光绪四至六年,会馆增筑伫月楼和戏台,机房数十间。光绪二十年张振轩增建安徽先贤祠,李鸿章续拨巨款,命赵宗道修园,成为集游园观戏、厅堂赋诗作画、祠堂祭先祀祖,会馆坐堂办公相结合的建筑群,此为全盛时期。民国后,安徽旅苏同乡会设于此。抗战胜利后,东部散为民居,西部一度由女侠施剑翘创办从云小学,成为我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场所。1940年张建初在此创办私立育英女子初中。解放后,苏州市市立补习学校又由北局迁此,改称苏州市第三中学。

另一安徽会馆,又名东郭堂(敦化堂),位于苏州历史上的重要黄金水道上塘河北岸,来凤桥堍,是城中南显子巷“安徽会馆”的分馆,主要作暂厝所用,即将客死的皖人停棺待葬,一般等来年回乡河道水满后,再装船起运回乡。移建前安徽会馆严重破损,仅存朝南两路。大厅是会馆的最有特色的部分,会馆里还有民国四年(1915年)吴县县政府布告等遗迹。解放后这里曾先后辟建成枫桥小学、朝阳小学等。目前,还存有二棵直径近一米的古银杏树 ,伫立在原处未动。2004年,经苏州市政府批示,为修苏州西环路将原会馆保护性移建到原址东约百米处。施工中,尽量多地使用了原木构件。能工巧匠们还专门赴安徽歙县考察,使会馆充分体现了清代徽派建筑特色。

义 庄

苏州地区的宗族义庄最早可上溯至北宋时期,其时范仲淹率先在苏州创建义庄,以后世家大族纷纷效法。徽商创办义庄,其出发点则是儒家的敦亲睦族,尚仁尚义。后世徽商中的汪氏义庄,是吴趋汪氏迁自徽州歙县的坦洲(即今歙县郑村乡的坦头)迁至苏州后兴办的。陈去病《五石脂》载:“徽州多大姓,莫不聚族而居,而以汪、程为著。支祠数千计。” 苏州《吴趋汪氏支谱》卷首收有冯桂芬的《汪氏耕荫义庄记》:“……封翁汪小村、紫仙两先生,奉尊甫中议大夫雨村先生遗命,谋于族,倡义庄之议。从子嘏庭封君等若而人,咸欣然从之,捐常稔田一千亩有奇,又糜白金千流,于郡城西偏申衙前购屋一区,建宗祠,立耕荫义庄。春秋飨祀,岁月要会,咸于是乎集。” 程氏中的徽商有个叫程白庵,在苏州为人处事好义乐善,人称 “白庵翁”,被当时苏州大文豪归有光赞扬是“士而商”、“商而士”。婺源人吴宗融,“性孝本,好施与,尝业易水术。侨遇姑苏,每岁必寄重资Q旅,又尝捐千余金集吴中同志,设义厂施浆粥棉衣”(光绪《婺源县志》卷35《人物、义行》)。晚清,苏州著名的潘氏仍然保持者徽人的宗族意识,面向潘氏宗族建有“松鳞义庄”,面向社区邻里建有“丰豫义庄”。潘氏后人成为苏州有名的“大善人”。

清末民初,徽商鲍宗汉在苏州虎丘山塘街上建“传德义庄”。鲍宗汉兼有众议员与商人身份,乃是新式的贾儒结合。《传德义庄规条》详细开列了对贫苦族人的救助项目。同时,鲍宗汉还对外族贫困人施济,另建“义庄飨堂。”

 

结 语

徽商贾而好儒,善于精干筹算,度势趋时,讲究商业道德,以诚待人,以信接物,以义制利,重视文教,以吃苦耐劳而著称。徽商注意吸收文学、艺术、地理、交通、气象、物产、会计、民俗、历史等方面的知识,推动了商业文化的传播。明清两代,徽商和全国各地的旅苏商人与本地洞庭商人(明朝嘉靖万历时即有“钻天洞庭遍地徽”之谣),共同造就了苏州工商业的全国之最,也造就了苏州科举、文化的全国之最。总之,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,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,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。鸦片战争以后,随着洋商的出现和清政府查禁典当、改革盐政,加上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,徽州战乱延绵,使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,徽商在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。不过随苏、徽二地人的交流与互动,苏州人也在思想上感染了古徽州人的山居与市隐心态,表现在为官不恋位、功成身退、求田问舍,才在苏州留下了众多的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粉墙黛瓦,以及精致的酷似徽州真山真水的人文园林。

 

 

本文选自《姑苏晚报》2010年1月24日第27版

 

会长致辞
聂长岐,已经成为江苏鑫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掌舵人,掌管着鑫旗建设近10多亿的年产值。自2008年成立以来,七年间,鑫旗建设从无到有,在聂长岐的带领下,成长为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现代化企业。而聂长岐也在苏州建筑业内...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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